我不该叫吴冬，而应该叫乌龙！我这可悲的人生简直就是一个大乌龙——吴冬。
我本是不该出生的。
父亲已经有了三个儿子，一点都不缺儿子，所以在我出生三天后的大雪天里，就迫不及待地逼迫着母亲去做了结扎手术。
听说那天的鹅毛大雪下的很大，雪厚到一脚下去就淹没了膝盖。
举步维艰。
还在流恶露的母亲，是哭着走了五公里，爬到了卫生院的。
惹得父亲怒火中烧，直骂：“哭！哭个屁呀哭！我是生产小队长，当然要响应国家号召，带头以身作则啊！支持政府的工作，这是件光荣的事，你有什么好哭的！”
这只不过是冠冕堂皇的借口。
是遮羞布！
真实原因是他养不起老婆加六个孩子了！八张天天要吃要喝的嘴，全靠他一个人在石头山上敲石头赚“工分”养活。
他没能力养活！
但他不承认他是无能的，他将这一切怪罪在母亲太能生上！
“这能怪我吗？还不是你像个老猪婆似的，挨一下就揣个崽！挨一下就揣个崽，真是块神仙豆腐，碰不得！赶紧结扎了得了！一了百了！”
母亲因为刚刚生产过，体弱气虚，没法和父亲吵架。
只是有气无力地抱怨着：“你个爱慕虚荣的自私鬼，我什么时候说过不去结扎了？老娘只是想出了月子在来做结扎手术的，你这么迫不及待地赶我过来，不就是怕我做了手术又要在床上躺一段时间养身体，没法给家里干活吗？”
戳到痛处的父亲恼羞成怒，瞬间将所有恶毒词汇都骂了一遍，极尽所能地打压羞辱母亲。
“你干活？你个一天到晚病病歪歪的病秧子能干什么活？老子娶了你，真是倒了八辈子的血霉……”
在我出生一个月左右。
父亲的一个族叔，因为在战场曾受过很严重的伤，没有了生育能力，所以来到我们这个山旮旯里，想要过继一个孩子传递香火。
父亲二话不说就抱着我去换了800元。
1972年的800元！
这时，我们这的猪肉价格才0.54元一斤，鸡蛋0.05元一个。
我可真值钱，才出生不到一个月，就值七头养了一整年的成年猪，或一万六千个鸡蛋！
“哈哈，老子终于又成了有钱人！走，兄弟，喝酒去……”
母亲听到窗外的父亲那高昂的炫耀声，疯了似的跑出来，拼命地抓住父亲的衣领子，宛如恶鬼般地咆哮着：“这钱哪来的？我孩子呢？你把我孩子弄哪去了？”
父亲就是个外强中干的软脚虾，被母亲一吓唬，哆哆嗦嗦地嘴硬。
“卖了，卖给我族叔了，卖了八百块！你不是老埋怨我没钱嘛，说我没本事，说嫁给我十七八年，连身新衣服都没买过吗？老子明天就带你去买一套新衣服，里里外外都换成新的……”
父亲的话还没说完，母亲就不要命似的往前跑，还在坐月子的她，身上还在流恶露，一跑起来，血流如注。
一滴一滴的掉落在雪地上。
宛如绽放出朵朵红梅。
追了三十多里地，终于追到了因大雪封山，车不好走的族爷爷，将我抢到怀里。
父亲被母亲不要命的狠劲给吓着了。
不停地向他族叔道歉，双手哆哆嗦嗦地将那800元如数奉还。
母亲原本就因生孩子过多，从没坐好过一个月子而体弱多病，生下我后，又是冒着大雪走路去结扎，又是狂奔来追我。
又急又气！
回去以后，就彻底病倒了。
又没有营养的东西吃，压根就没有一点奶水。
所以，我是那个才六岁还没有个桌子高的二姐，用米汤水一口又一口地喂养着长大的。
母亲生了六个孩子，中间还流产了几个孩子，大姐已经十七岁，可大姐是个傻妞儿，父亲嫌弃的不得了，嫌她给家族蒙羞，给家族丢脸了。
等她刚过十五岁，就像甩包袱似的将她送给了个三十岁的老光棍。
大哥十五岁，正是半大的小子，吃穷老子的年纪，一天到晚的翻吃的，喊着肚子饿。
二哥才八岁，老实木讷，却很听话乖巧，一声不吭地接过母亲平时干的那些活，洗衣做饭，打猪草，捡柴火，煮猪食，喂猪……
三哥才四岁，是个挂着鼻涕虫的紧跟在二哥屁股后面的小土豆。
我本以为我会像其他农村孩子那般，缺衣少食，有一顿没一顿的，但还是能磕磕绊绊地长大成人，然后结婚生子。
可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找苦命人！
在我十岁那年，那个任劳任怨地为家里付出一切的二哥，为了攒钱娶媳妇，冒险去放木排运送木头，淹死在湍急的江水中……
听到消息的母亲哭得伤心欲绝，又病倒了。
为了给三哥交市里念书的学费，父亲将十六岁的二姐“嫁”了出去。
二姐不愿意嫁给那个大她八岁的黑皮丑男人，还同那人狠狠地打了一架，后果就是父亲拿着竹竿狠狠地抽肿了她的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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