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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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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9月9日……星期三……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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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的课桌也是新奇的，和以前一排两个人的课桌不一样，每人单独一个。书也不是从后面放进去，而是正上面是一个可以揭开的盖，在边缘有上锁的小搭扣，与后侧板形成一个全闭合的箱子，这样书就可以长期放在抽屉里了。每天只需背个小书包把没写完的作业带回去，换座位也就自己抱着自己的桌椅整体移动。而这样，也就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同桌”了。
一大早，一个干瘦的中年男子抱着个锯了半截腿的矮课桌进来，后面跟着个干瘦男孩，消瘦如柴的躯干顶上坠着个硕大的大脑袋，长而油腻的刘海随意地贴在脑门上，像极了曾经课本里描述的“小萝卜头”。他甩着空空的两个袖管，脚上趿着一双拖鞋，漫不经心地跟在中年男子和班主任身后，随意地晃动着大脑袋四处张望。我总担心他不小心会把那个大脑袋从柴火棍样的身子上晃下来。班主任介绍他叫许瑞生，插班生，把他的座位安排在第一组第一排靠中间的位置，并嘱咐坐在他旁边的尚小庆在他需要的时候给帮个忙，又告诫班上的男生，因为他的特殊情况，不要和他发生肢体上的冲撞。
以前小学和初中是义务教育，班上有几个智力有问题的同学，老师明着告诉全班同学他们“不算数”，不要跟他们比成绩。除此之外，“不算数”的同学在外表、行为上与正常的同学并无太大差异。我从没和身体有残疾的人同过班，有点好奇，但又怕过分的关注和询问会让他难堪。于是，假装一切如常，从他身边经过也目不斜视，避免发生任何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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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要选高一学生会的成员，班主任决定让我去试试竞选学习部长。我十分感谢班主任给我这个机会，但又不知道这个所谓的学生会成员要做些什么，心里十分矛盾：一方面怕事太多会耽误学习，想来学习部长肯定要求成绩要很好，而我中考分数也就中上，并不是最高的，应该配不上。一方面又不能辜负班主任对我的希望，即使只是个“试试”的名额，但能落在我头上，就足以说明了他对我的认可和信任。班主任都已经让我来试试了，我怎么还能犹豫、退缩呢？
晚自习前，我到面试的办公室外时，其他几个参加面试的学生已经在走廊上等着了。等待的时间显得尤其漫长，那几个等待的学生一会聚在一起担心“他们会问什么啊？”、“我该怎么回答啊？”，一会在走廊上来回不停地踱步、跳脚，兴奋、慌乱、激动、焦虑各种情绪在他们脸上杂糅、闪现。我一边努力故作平静，一边劝他们要心静如止水，别急躁，别紧张。人一个个被叫进去，一出来外面候场的人就像苍蝇一样围上去，嗡嗡地打听里面的情况：问了些什么，怎么回答的之类的。我像军训一样，跨立一旁，静静望着远处的万家灯火，不参与他们的集聚。可谁又知道我脑子里进行着怎样复杂的纠结和撕扯呢！
叫到我进去，我努力保持平静稳定的状态。对面坐着一排人，老师和上届学生会的同学开始轮流对我提问。其中一个叫许敏的，曾是我小学舞蹈队的队友，高我一届，认识，不算熟，现在是校文艺部部长。她一上来就问我当年为什么离开舞蹈队。我努力装出的平静再也难以维持，泪水在眼里打转，极力坚守着它的底线——不流出来。事情虽已过去五六年了，但八九岁时留在心底的伤却至今还未完全愈合。我极力控制着因情绪激动导致的颤抖的声音，努力平静回答她：“舞蹈老师觉得我上下身比例不够好，被劝退。”当时，作为一个几岁的小女孩，不一定对舞蹈有多少执着的热爱，但大多会喜欢唱唱跳跳。老师给出的理由无异于官方对我在舞蹈方面从根上进行了否定。先天条件是我无法选择和改变的，而劝退则代表了连后天努力的机会都不给。我只能无可辩驳地接受，可接受就代表承认了自己身材的缺陷，接受对自己的否定。再提起此事，对自我的否定又一次卷土重来。
我的极力控制并没有获得让声音更平静的效果，压抑反而让双肩不受控地颤抖起来，胸膛的起伏也愈发剧烈。他们看出了我的激动，后来问题就转向了宣传工作。我想他们大概是在考虑让我做宣传部长吧，于是我表明态度，如果是我的事，我一定会尽全力把它做好，也许我做的不是所有人中做得最好的，但一定是我自己能做到的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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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9月10日……星期四……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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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的“老班长”现在也还跟我同校，她跑来告诉我看到红榜上学生会记者团有我的名字，要我请吃糖。我不信，跑去看，的确是事实。这才意识到昨天要我做宣传工作的事指的是这个，但我并不想当记者。于是昨天的满脸笑容变成了此刻满腹的牢骚和烦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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