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天后，授课结束的陈东莱告别了汇川；在把明月照安全送抵石梁柴油发动机厂后，返回了自己忠实的永安。
刚一推开经开区管委会办公室那扇崭新的房门，一股凝重的气氛便扑面而来。他一眼就看到了正坐在办公桌前的王贯，只见王贯眉头紧皱，满脸怨气地盯着门口。
“你倒是自在逍遥了好几天！居然舍得把我们就这样抛在脑后。”王贯的话语中充满了不满，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一般。
陈东莱不禁有些尴尬地挠了挠头，然后缓缓放下了手中沉重的行李，略带歉意地说道：“这次确实出去得有点久。不过签约不是已经顺利完成了，我记得剩下的工作应该不多了吧，不就只剩下协调绿源集团的机器进厂了么？”
“就是这玩意最麻烦！”王贯的语气愈发冰冷起来，“绿源的机器是通过水路运抵咱们这儿的老南门码头的。可你也知道南门码头那边是什么情况。那些个袍哥简直就是一群吸血鬼！他们非要我们出高价，否则绝对不会帮忙把机器给搬上岸。要不是薛县亲自出马去跟他们协商沟通，咱们恐怕就得一直僵持在那儿，啥都干不了。”
陈东莱的脸色骤然阴沉。在永安为官一年多，他对这个县城的几大势力已经有了最基本的了解；如果说罗耀祖的混混团伙算是人民路商圈的霸主，那么从南门码头到南桥这一条滨江路上，就算是永安“袍哥会”的传统势力。
严格意义上来说，声名远扬的“袍哥会”起源于清朝初期，并在风起云涌的民国时期发展至巅峰状态。其诞生地乃是位于汇川市的江安门码头，而最初的发起者则是那些终日与江河为伴，靠着拉纤为生的纤夫们。自创立伊始，这个独特的团体便如磁石般吸引着众多来自不同阶层的人们纷纷加入其中。
在其早期阶段，主要吸纳的是工作在码头一线的工人、行船的船工以及靠江捕鱼的渔民。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影响力日益扩大，成员构成变得愈发多元化。除了上述提到的劳动人民之外，还囊括了许多知识分子、军中将士、政府要员等等。甚至连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流浪街头的乞丐、出卖苦力的劳工以及走街串巷的小商贩等，都成为了这个大家庭的一份子。
“袍哥会”内部逐渐形成了一套严密且复杂的组织结构，同时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规章制度来约束成员的行为举止。成员之间的交流并非通过常规语言，而是借助特定的隐语和暗号。这些特殊的沟通方式使得他们能够在外界不知情的情况下传递信息、交流想法，从而进一步增强了彼此之间的联系和认同感。久而久之，一个拥有共同身份认知的强大江湖联盟就此应运而生。
当“袍哥会”的规模扩张至顶峰之时，其成员足迹几乎遍布整个平陵省的每一寸土地。无论是繁华都市还是偏远乡村，都能看到他们活动的身影。
然而，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国家对于这类带有浓厚江湖色彩的帮会组织采取了坚决取缔的政策。于是乎，曾经风光无限的“袍哥会”的“总部”以及分布各地的大小“堂口”均被迫宣告解散，组织内的各级领导干部也不得不销声匿迹，从此淡出人们的视野。
毫无疑问，尽管从表面上来看，它已被明令取缔，但实际上其成员们的私下活动始终未能得到彻底的遏制。时光流转，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曾经那个组织架构严密、规模庞大的“袍哥会”核心已然烟消云散。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小型帮会悄然兴起，并依旧打着“袍哥”这一旗号，开始在沿江一带的各个县城如野草般疯狂蔓延滋长。
这些小帮会虽然失去了原有的强大中央指挥系统，但它们凭借着分散灵活的特点和对当地环境的熟悉，迅速扎根并扩张势力范围，给社会秩序带来了新的挑战与威胁。
陈东莱小心翼翼地将手头的行李放置妥当，与王贯并肩一同朝着楼上缓缓走去。一路上两人轻声交谈着，气氛显得有些凝重。
“我记得这帮人和滕家关系紧？是政协滕主席的人马吧？”陈东莱微微皱起眉头。
王贯冷哼一声，语气冰冷：“没错，他们正是滕破虏的人。想当年，也就是八年前那阵儿，他还担任着咱们县政法委书记一职时，可是雷厉风行啊！凭借着强硬的手腕，愣是把县里那帮袍哥会的家伙们给一网打尽了。”
“是滕破虏的人。八年前他在当政法委书记的时候，曾经动用铁腕手段，把县里袍哥会的成员抓了个遍。”王贯冷笑道：“当时正逢严打，我们都以为可能会枪毙几个流氓敲山震虎；没想到他最后居然一个也没杀；
不久之后，这群袍哥又开始横行霸道起来，而且似乎变得更加嚣张。县里面就有传言说，袍哥会的老大已经换人，现在是官家的干部在幕后了。”
二人一边轻声交谈，一边向前迈步，很快就来到了二楼管委会主任办公室门前。只见王贯抬起手，轻轻地叩响了房门，并高声喊道：“薛县，是我。东莱也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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