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神农本草经》真正的作者并不为人所知，它可能是由汉代一些专司药事的官员编撰而成。身为“本草待诏”，他们在宫廷有需要时应诏进宫，平时待命。汉代文献常常把这些知识渊博、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专业人士与“方术”之士相提并论。“方术”一词涵盖了各种不同的奇技秘术，如观星、风水、炼丹、占卜等。本草待诏或许会和这些术士交流药物知识，并将其纳入本草书写中。
作为中国第一部系统的药物着作，《神农本草经》是中国传统药学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之后所有的本草着作都恪守其对药物进行分类和界定的基本框架，并仰仗其经验知识指导医学实践。我们几乎不知道该书如何形成、来源为何，只知道它总结了已积累几个世纪的药物知识。证据主要来自汉墓出土的医书，其中有两组医书尤其具有启示性。第一组是从湖南马王堆（约封墓于公元前168年）长沙国丞相利苍之子利豨墓中出土的医方集，这批帛书包含近300个医方，主治52种疾病。据保守估计，该医方集用到了200多种植物药、矿物药和动物药，供内服或外用。其中有70多种药也出现在《神农本草经》中，这暗示汉代的本草书可能从方书中汲取药物知识。
第二组医书表明了《神农本草经》成书的不同路径。这批竹简出土于安徽双古堆（约封墓于公元前165年）当地一个贵族的墓中，上面列出了100多种药物，每一种都旨在治疗一种疾病或产生某个神奇的效果，如“疾行”“轻体”，后者可以使身体翻山入云。有鉴于竹简的开头出现了“万物”一词，可以说这些竹简呈现了一种早期的博物学，其目的是指认天下万物可能的用途。因此，汉简《万物》逸出了医疗范畴，列举了诸物在渔猎、制衣、制作燃料等其他方面的用途。这批竹简残破不全，囊括了五花八门的信息，但它们为我们理解中国本草书的起源提供了重要证据，揭示早期的本草书写将药物知识纳入了更广阔的博物学讨论中。
我们有必要在考察《神农本草经》的内容之前，了解一下汉代医书编纂的大背景。汉代的所有医学文本均已佚失，在考古发掘中发现的简牍残片，包括上文提到的那两批出土医书，是这一时期唯一的直接史料来源。但是，《汉书·艺文志》保存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皇家图书馆书目，着录图书30多类，近600家。该书目的创建是西汉末年一场“经典化”运动的结果，当时，几名宗室学者系统地收集整理古今着作，以重新确立文本的权威，指导帝王治国。和医疗有关的书目列在最后，归在“方技”类中，“方技”类又进一步被分为四种：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其中“经方”和药学知识关系最大。虽然经方类的11部书均为方书，但它们依赖于对每种药物的了解来提供有效的处方。本草书并没有出现在书目中，在西汉末年这样的药物知识很可能依然是零星的、散落的，夹杂在方书和博物学着作中，直到东汉时期才在独立成书的本草着作中系统化。
现在我们来仔细看看《神农本草经》。该书有一个简短的序录，介绍其书写架构和药物疗法的基本原则。书的正文记述了总计365种药，对应一年的365天，展示其天地感应的思维架构。重要的是，《神农本草经》把这些药物分成三品，开篇即将这三品界定如下：
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本上经。
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补虚羸者，本中经。
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热邪气，破积聚，愈疾者，本下经。
这段话揭示了中国传统药学的两个核心特征。首先，药物被分成上中下三品，“毒”作为定义三品药的标准而引人注目，这一以“毒”为中心的药物分类法是中国传统药学的基础，成为后世本草书写的准则。其次，毒指向一种具有治病价值的猛力，而非应该不惜一切代价躲避的东西。正是因为有此疗愈力，大多有毒的“下药”被用来治疗各种疾病。“毒”的两面性在《神农本草经》中得以显着体现：因为它不仅能使人受益，而且能造成危险，所以病人只能在短期内谨慎地服用毒药，病好了就该停药。文中暗示，如果使用得当，有毒药物可以治病；如果使用不当，它们就会造成伤害。
《本草中国》第二季（2019）剧照。
虽然毒药是有用的治病之物，但《神农本草经》把大多数毒药归入下药，认为它们不及中药和上药。中药不是用来治病，而是用来强身健体，避免生病的。这一目标和汉代发展起来的一种医学哲学相吻合，如《黄帝内经》中的一句格言所云：“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预防疾病的发生总是比得病后治疗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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