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讲到清政府因在“甲午战争”中遭遇惨败，被迫自食恶果，以“中断国运”为代价，助日本飞黄腾达！
清政府十分恐慌其“龙兴之地”遭到兵燹之灾，又转请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出面调停。这时，美国政府认为对清政府进行讹诈的时机已到，便表示愿意居间 “调停”。由于急于求和，李鸿章在恭亲王的同意下派遣了一个德国人，即担任“天津税务司”的德璀琳作为自己的代表，前往日本去探商议和的条件。
但是，日本却拒绝和他谈判，理由是他乃德国人而非“清国人”，没有资格代表清政府来与自己谈判。但与此同时，日本人又傲慢地示意美国人可以要求清政府派出 “具有正式资格的全权委员”来与自己谈判。
当时，“旅顺”已失守，“慈禧皇太后”害怕日军继续进犯“京津”，便不顾“光绪皇帝”等人的反对，先指使奕欣委托田贝秘密向日本疏通，后于西元1895年1月14日正式派户部侍郎张荫桓、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并特聘“美国前国务卿”科士达为顾问，赴日求和，恰逢当时日本军队正在猛攻山东半岛的“威海卫”。
由于军事上的胜利，日本觉得使清政府无条件投降的机会还未到来，因此借口“全权不足”，居然将清政府派去的这两位求和代表大臣狠狠地侮辱了一番之后，才傲慢地将其驱逐出境，让“投降派”颜面尽失。
日本虽然在战场上连战连捷，但毕竟国力有限，而且战争带来的巨大消耗进一步加重了日本普通人民的负担。于是，自西元1894年底开战以来，日本不少地方都爆发了“农民暴动”，使得社会动荡不安起来。
所以，在国内形势愈发严峻的压力下，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于2月2日向清政府提出了和谈的要求。但日方指定要李鸿章来充当“全权代表”，并向清政府提出，必须以割地、赔款为 “议和”条件，否则无需派代表前来日本，日本将继续派遣大军攻占北京，亲自与“西太后”（“慈禧老佛爷”）面对面探讨投清朝的降事宜！
清政府十分害怕战争继续下去，为了求得停战，决心不惜任何代价。于是，在西元1895年3月，赶忙按照日本的旨意，改派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以美国“前任国务卿”科士达为顾问，前往日本马关（今下关）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进行谈判。3月20日双方在“春帆楼”会见，正式开启了和谈。
当时，“北洋水师”虽全军覆灭，但“辽东战场”争战方酣。李鸿章要求议和之前先行停战，但日方提出包括占领“天津”等地在内的四项苛刻条件，通过占领更多“军事要地”来增加筹码，迫使李鸿章撤回停战要求。
3月24日会议后，李鸿章回使馆途中突然被“日本浪人”刺伤。日本担心造成第三国干涉的借口，便自动宣布承诺休战。于是30日那天，双方签订休战条约，休战期21天，休战范围限于奉天、直隶、山东各地。
此时，日军已袭占澎湖，造成威胁台湾之势，停战把这个地区除外，保持了日本在这里的军事压力。日方代表以胜利者的姿态，继续进行威胁和讹诈。美国顾问科士达则设法怂恿李鸿章赶快接受条件，以便从中渔利。4月1日，日方提出十分苛刻的议和条款，而李鸿章也只能被动地乞求降低谈判条件。
4月10日，伊藤博文提出日方的最后修正案，其条件非常苛刻，并对李鸿章说：“中堂见我此次节略，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李鸿章问：“难道不准分辩?”伊藤博文回答：“只管辩论，但不能减少。” 李鸿章苦苦哀求减轻勒索，但均遭拒绝。
4月14日，清政府电令李鸿章遵旨定约。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马关条约》又被称《春帆楼条约》，共11款，并附有“另约”和“议订专条”。
条约的主要内容为：中国承认朝鲜“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确实则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中国将辽东半岛、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包括钓鱼岛）、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
中国清政府必须“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两亿两；后增加三千万两“赎辽费”；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地为通商口岸，日本政府得派遣领事官在以上各口岸驻扎，日本轮船得驶入以上各口岸搭客装货；
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市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其产品免征一切杂税，享有在内地设栈存货的便利；日本军队暂行占领威海卫，由清政府每年付占领费库平银五十万两，
在未经交清末次赔款之前，日本不撤退占领军；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两国将战俘尽数交还。中国清朝政府不得处分战俘中的降敌分子，立即释放在押的为日本军队效劳的间谍分子，并一概赦免在战争中为日本军队服务的“汉奸分子”，免予追究一切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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