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初置奉常，黄武四年（公元225年）改太常，太常置博士。东吴初置郎中令，黄龙元年（公元229年）改光禄勋，有三署中郎将、领三署郎，还有羽林督，绕帐督、帐下左、右部督，皆领卫兵。初置大理，后改廷尉。初置大农，后改大司农。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少府诸卿建置都与曹魏、蜀汉同。东吴在屯田各郡置典农都尉，统辖属县，职如太守。典农都尉掌管军粮，不属于大司农。这不同于曹魏制度。孙权初年设左节度，专掌军粮会计。
宫官有大长秋，设置略如曹魏制。又有太子太傅、太子少傅。
黄龙元年（公元229年）置左辅、右弼、辅正、翼正都尉，为太子四友。又有太子宾客及率更令、中庶子、庶子、辅义都尉、左、右部督等。
门下官散骑常侍，给事黄门侍郎、散骑侍郎等设置略与曹魏同，但地位不甚重要。
尚书分选曹、户曹、左曹、贼曹等四曹，可见东吴尚书职任较曹魏为轻。
中书监设中书令、仆射、丞、郎、令史等。
御史台设御史中丞，督军粮御史及监农御史，又置中执法，左右执法各一人。在殿中察举违法行为，也称侍御史。
武职官有领军将军；左领军、右领军；中护军、左护军、右护军；中典军、左典军、右典军。又中垒将军掌宿卫兵。有抚军将军、征南将军、征西将军、征北将军，征东将军；有平南将军、平西将军、平北将军，平东将军。因为孙坚曾任破虏将军，孙策曾任讨逆将军，不置破虏将军、讨逆将军。
法律制度
孙吴法规主要有“科”、“令”。见于正史《三国志》记载的孙吴立法工作主要有三次。
第一次是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十月，陆逊上书“劝以施德缓刑，宽赋息调。”孙权于是命陆逊、诸葛瑾对法律条文进行了整理。
第二次是嘉禾三年（公元234年），孙权征讨合肥新城，命孙登留守，总理政务，孙登修订当时的法律条文，使社会秩序转好。
第三次是嘉禾六年（公元237年），对有关官员奔丧进行了规定，杜绝了官员随意弃官奔丧的现象。
孙权晚年对文武官吏都存着戒心，任命检举官吏校事、察战，监视文武官员，由此产生了吕壹等诬告陷害的事件。吴国末期刑法亦趋于严苛。但总的来说，孙吴在三国政权之中，是相对能够与民休息的，孙吴社会较为安定，江南经济、文化也因此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经济
尽管东汉时期就已经有人重视对江南的开拓，但真正意义上第一个振兴江南经济的，毫无疑问地是孙吴，孙吴直到灭亡时还是一个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这也是后来的东晋和南朝选择在三吴地区建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吴的经济活动为后来经济重心的南移作了一定的准备。
农业
孙权很重视农业的生产。大约在汉建安七年至建安八年间，孙权开始推行屯田。孙吴的屯田分为军屯、民屯两种，采用军中编制，设置典农校尉、典民都尉、屯田都尉等官职管理屯田事务。屯田兵且耕且战，屯田户只种田，免除服役。
公元226年（黄武五年），孙权还采纳陆逊的建议，扩大屯田面积，并将自己驾车的牛由八头减为四头，用于耕地。他还身为士卒先，亲自耕田，“与众均等其劳”，这些作为大大鼓励了士农的情绪。
在今浙江境内开辟有海昌、上虞、新安等屯田区；在湖滩大规模开垦土地，建立了毗陵、湖熟、溧阳、江乘、于湖、赭圻等屯田区；用南迁人口建造了金宝圩；在长江中游建立了浔阳、阳新、武昌、陆口、江陵、长沙沤口等10余处屯田区。这些措施促进了江南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皖城的屯田基地有屯兵数千家，而毗陵的屯田民则有男女数万口。孙吴屯田的规模可观，且多用牛耕，耕作技术也较先进。
水利
吴大帝孙权时期，疏凿长广溪；在句容修筑赤山塘水利；在建业凿东渠，与城北潮沟相通，用以引导江潮 ，附近凿娄湖灌溉农田；在乌程建有皋塘、孙塘等水利工程。筑东兴堤，以遏巢湖水。
吴景帝孙休时期，从吴兴城北到长兴修筑太湖长堤几十里，防止湖水泛滥淹没农田。在江北的皖城凿石通水，灌溉稻田。在长江中游地区，引长江支流富水、巴水、澧水支流涔水灌溉农田。
破岗渎，孙吴迁都建业时，为避长江风涛之险，加强首都与主要经济区太湖流域的联系，于公元245年（赤乌八年）发屯田将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以通吴会舰船，号破岗渎。这条运河起自句容小其，横越高阜，东通云阳西城，与原丹徒水道衔接；西连淮水，直抵建业城下，沿途修建十四埭用以蓄水。
丹徒水道，今江苏镇江至丹阳间的运河。秦朝始凿，初无闸坝设施，地势高仰，河水易于走泄，航行不便。孙吴末年修治丹徒至云阳水道，因杜野和小辛间“皆斩绝陵袭，功力艰辛”而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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