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陆续续还是有地主中的蠢货选择对抗，然后全都被抄家分田了。
如果朝廷把人抄家之后什么都拿走，那社会舆论肯定爆炸，觉得朝廷做事做绝。就算不敢当面说，这种言论也不敢传播到周宇的耳朵里，但私下肯定要骂的。
虽然抄的不是自己家而是地主家，但贫民们也会害怕如此冷酷的官府下，他们也会遇到这种无力反抗的事情。
可是把地主的田分给本村人，那就完全不一样了，百姓之中只有叫好的声音。就算屁股坐在地主阶级一边的人此时也不敢出声，因为那些都是敢反抗官府的。他们敢开口，成分就有点复杂了，万一被告密……安全第一，还是闭嘴的好。
田地作为这个时代毫无争议的第一重要生产资料，被大明朝廷“慷地主们的他人之慨”分给本村村民，他们为了能守住这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立刻一屁股牢牢坐到了官府这边。
而且因为这份“共同利益”隐隐团结了起来，主动向延寿教靠拢不说，还密切注意有没有地主想要把分给他们的田又夺回去，进行严防死守。
这么嚣张敢和官府掰手腕的蠢货地主，一般都是在当地传承了许多代，早就完成了大量兼并，成为势力最大最有钱的当地地头蛇。
兴汉的当地官员因为需要仰仗他们出力，所以对他们也是捧着，这才让他们愈发膨胀。等传承到个只会吃喝玩乐，脑子不好使的家主时，还把大明朝廷当成过去的朝廷，觉得要仰仗他们。这才不遵朝廷的命令，拒不把伺候他们玩乐，没有实际工作的帮闲交出去。
直到明军过来抄家他们还敢发动人手对抗，被狠揍一番想投降的时候已经晚了。
因此这些人的家产和田地都很肥，甚至多的地主家田地有几万顷。
分到当地佃户、村民手里，真的是一下子就能多出上万户家庭全力支持朝廷，支持延寿教。原本比较封闭的乡村环境一下子就打开了。
延寿教给他们做工作，指导他们做事，他们也都很信任，觉得人家延寿教都给自己分田了，肯定不会害自己。
虽然其他地方依旧比较闭塞，但只要一些地方打开了局面，他们的生活过得好了，就会成为榜样。
其实所有地主都是想要狗腿子、护院、帮闲的，只是现在朝廷要求你给这些人一个正式的编制，然后定下多少工钱。平时给人家吃喝然后赏几个钱，对不起不算，对方仍然是游手好闲的闲散人员，必须找个工作做着，或者官府帮他们找个事做。
当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的人想要装疯卖傻躲过去，直接被逮走。又疯又傻是吧，关起来养着你，没有自由但是给你饭吃，看你能装多久。
一些地主真的给他们的帮闲弄了份“正式工作”，真的让他们“就业”了。结果转头朝廷就下了一个私人服务人员最低工资和私人服务税。
简单就是说所有要雇佣佣人、仆人的，除非是人身附庸关系，对方的人身自由都属于你，否则凡是雇佣的，都得给最低工资以及缴一笔十分之一的税。
过去遗留的家养仆人制度得慢慢改正，没办法一蹴而就地扭转过来，所以先在雇佣人手上下功夫。
那些帮闲也不愿意自己的人身自由都被主子控制了，那就不是帮闲，而是奴仆了。主人打杀了奴仆也就那样，谁没病好好地当奴仆？
正因为这方面的矛盾，朝廷才能用这种方式来动摇这些人之间的关系。富人阶层要雇佣别人为自己服务，很合理，但是你得多花钱，没钱就别享受，就这么简单。
不仅要保证服务业人员的工资水平，还要地主多交一份税。并且发工资还不能暗箱操作，地主得把雇员的工资和税一起交到银行里，然后雇员凭借身份证从银行取自己的工钱。这样就不必从地主的手里过一手，被他们克扣了。
什么制度都不可能完美，这种制度也是有漏洞的，例如找人顶替冒领。
这种事就只能靠着整治治安来避免了。只要把那些想要作恶的坏人数量降低，然后用严刑峻法来让犯罪成本抬高到让人觉得不划算的地步，总能降低犯罪的概率。
目前的条件最多只能做到这种程度。有漏洞肯定就会被人利用，如果有人无视风险，抱着侥幸心理觉得以他的运气能平安一辈子不被发现，或者骗自己说只做一次就收手，那总有被人钻漏洞的机会。
只要能控制得住被钻漏洞的概率，只要事后不遗余力，不放弃地进行追查，都能遏制犯罪。
在周宇的想法中，失业的人越少犯罪率就越小。提高治安，降低犯罪率最终还是要落到政府，或者说他这个皇帝的头上，在制度这个源头掐断绝大多数的不劳而获。
地主就是不劳而获的代表。商人好歹还要劳心劳力做生意，还有可能亏本。
地主只要把田地佃租出去，就能坐收利益，把亏损的可能性全都转嫁到佃户头上。再加上买商铺租赁出去和放贷，地主阶级最喜欢购买田地和商铺这种保值的生产资料和不动产，用旱涝保收的方式来长长久久地实现财富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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