熬过数个四季，走过无声的匆匆岁月，时间的脚步不曾停留。
时间到了1966年，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来了。
这一年，姐姐三岁。
父亲二十七岁，二叔二十四岁，还没有孩子；姑姑十二岁，三叔十岁，四叔八岁。
1966年，当“文化革命”如“星星之火”，以燎原之势，如火如荼的进行着的时候，我们村作为华北平原上的一个不起眼的小小的村庄，也未能幸免。有人积极踊跃的参加革命，有的人被革命，有的人观望革命。
村里不管大队，还是生产队，都有革命委员会，到处都有革命战将的呼声和脚步。
有的人，今天是革命小将，明天却被打成反革命；有的人，今天是反革命，明天历史改变，又走上了革命领导岗位。
于是，村里人人禁言，各个自危。夫妻、兄弟、父子、乡邻、曾经的知己，相互揭露“曾经的反革命言行”，只为了自己可以“安然”度过，当然也有的人为了“革命胜利”之后自己享受革命胜利之成果。
历来，给我们造成伤害的，只能是亲人。
村里有了革命队伍，理所当然的也有了一支“反革命队伍”：地主、富农这些是天然的反革命力量，再加上被揭露有反动言行的那些人，还有就是一些曾经有过不能言说的过往的经历的一些人。
很不幸，我的爷爷是第三类人，属于被革命的对象，需要所有的人跟其“划清界限”。
当村里按照革委会的要求，需要召开革命会议的时候，所有的“反革命分子”就需要站在高高的台上，接受革命的批判，或者接受革命再教育。
会议只有村里的革命小将参加的时候，“反革命分子”只需要站在台上，戴着高高的白帽子，弓着腰，低着头，接受批判和教育。这个是小会！
当公社和县里有革命干部参加会议或大型革命会议的时候，这些“反革命分子”就需要被双手反剪到背后，用麻绳五花大绑，头戴高高的白帽子跪在台上，接受控诉、教育、和批判。这些是大会！
后来我们村里有两个县里来的公安干部常驻，督促检查革命工作，其中一个就住在我们那个长院子里，在最里面的第七进。
于是我们村内不管白天还是晚上，关于大会和小会的密集程度，由这两干部和村里的革命干部商量，但基本就是三天一个大会，时间有时是白天，有时是晚上；两天一个小会，一般安排在晚上。
这种频繁密集“参加”“革命”会议的经历，让爷爷和他们那群人从最初的愤懑、不平、难过慢慢到后来的麻木。
从1966年到1967年几百场“革命会议”的经历，让有的人坚持不下去了，67上半年，我们村里有两个人寻了“自由之路”，一个跳了村里的井，一个挂了村口老槐树的东南枝。
爷爷偷偷的和他的老伙伴说：“我们不能这么做，这么做了对不起村里的老少爷们，跳了井，井水没法吃了，坑人！上吊，胆小的人走到树下，也会害怕的，还是坑人！”
“如果是我，我就让人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爷爷铿锵有力的话语，后来被传开来。
即使现在过了几十年，再想想，依然都觉得后背凉凉的。
不知道支撑着爷爷坚持的是什么，但是父亲发现爷爷发呆的时间长了。
1967年夏天，在炎热的夏季夹杂着革命的火热中，爷爷得到一个不错的消息：母亲再次怀孕了。
叔叔从61年入赘到如今，还没有任何消息传过来，爷爷几乎都要放弃希望了。
如今父亲母亲即将再有一个孩子的消息，让爷爷多了一份希望，他甚至私下找人帮母亲看肚子的形状，根据怀孕的时间去掐算，这一胎的性别，各种消息汇总一个预期：这一胎是男孩。
于是，父亲母亲爷爷都开始盼望着这个孩子的到来，甚至有人发现爷爷居然有了笑容，虽然很短暂，虽然很浅，虽然是偷偷的。
夏天生产队的活比较轻省，而且现在体力活不多，更多的是各种“革命活动”、“革命会议”，只是坐着去听，就可以挣到工分，如果说有点好处，估计被揍就很正常了，当然是被爷爷揍，他是被教育的那个。
母亲怀孕的时候，有点贫血，还有点缺钙，村里赤脚医生说的。这个赤脚医生和母亲的姥姥家多少有一点关系，对母亲比其他人多了一丝善意，他称呼我母亲为姑姑。
于是母亲开始吃药，虽然她一直很讨厌，但是为了孩子，还是吃；母亲一直不胖，体质还是弱。
秋天的时候，新任生产队长对母亲还算照顾，母亲称呼他二舅，好像按照辈分来讲，这个人称呼外婆为大姐，当然了，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的。，队长的小儿子是革命将领，所以他荣任生产队长职务。
村里就那样，几乎全村都可以根据各种亲戚关系或姻亲关系，形成一个闭合的圈，只不过，谁和谁间隔多些，和另外的人间隔少些，因此关系才有远近亲疏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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