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敬伦到了肇庆，立马就接过了指挥权，朱敬伦没有打仗的经验，但是他有专业的参谋部帮他制定军事计划，之前不干涉，是因为他认为后方对前方的情况肯定没有前线的人更了解，而战场又是一个瞬息万变的地方，所以朱敬伦认为，后方最多给出大政方针，具体执行上最好不要干涉。
现在他的参谋部也到了前线，这个参谋部中的军官，过去也是有相当丰丰富的作战经验的，因为文化水平较高，一般都是收过正规的私塾教育，甚至还有三个秀才，但这些只是他们被挑出来的一个原因，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他们的能力得到了瑞典顾问的认可，瑞典人给朱敬伦推荐的。
他们这段时间不在牵线，虽然也看战报，但总是身在局外，现在了解了情况，尤其是发现新安军和五坑军两军之间的推诿后，他们也发现了兵力不足的问题。
之前大家都很乐观，认为两万主力完全可以打败湘军了，哪怕湘军也是两万人，哪怕是瑞典人也信誓旦旦的表示，他们认为朱敬伦用步枪和大炮武装起来的军队，应对中国人任何军队，只要对方数量不是自己的五倍以上，都能够战胜。
可湘军打了这些人的脸，也打了朱敬伦的脸，因为瑞典人做这个评价的时候，他不但没有感觉不对，反而有些洋洋自得。
兵力不足，就要调兵，可从哪里调兵呢？
主力都在这里了，两万新军攻入了南韶连道，已经攻占了英德，正在向韶州府进发，一时间也调不回来，两万土客保乡团的团勇，只装备了冷兵器，还没进行过正规训练，让他们去强攻湘军控制的要塞，那等于送死。
“集中兵力，改两路为一路！”
突然有一个参谋建议起来。
这是一个秀才参谋，东莞南社人，叫做谢琦，是个秀才，但不是正经秀才，而是武秀才。
武秀才虽然也有秀才之名，但文武殊途，事实上根本就让文官看不起，有一个讲文武秀才的故事流传很广，说一个武秀才跟老百姓打官司赢了不罢休，要让老百姓磕头，县官就说朝廷有固定得磕头，让他磕了一百个，然后问秀才是文秀才还是武秀才，秀才说是武秀才，县官说规定是武秀才只能受五十个头，又让他给百姓磕回去五十个。
五十个头，一百个头倒是小事，故事中文官戏弄武秀才说明了文人普遍看不起武秀才这种身份的一种情感。
谢琦家是殷富之家，家里有三百亩桑树鱼塘，能够供应他们子弟读书练武，但他读书读的并不怎么样，武艺练得倒是不错，练武的人当然要投军才有出路，于是就投了朱敬伦的军，对朱敬伦来说，武秀才的文化水平也不错了，他本身也不看重四书五经读的好的人，只要识字就行了。
谢琦就这么顺利的当上了军官，没有漏掉每一场仗，后来就选为参谋，在总参谋部任一等参谋，品级为旅帅级。
“改两路为一路？你说说看。”
朱敬伦想了想，集中兵力也相当于增兵了。
接着谢琦一五一十的将自己的想法说了一遍，现在两军分为两路，一路攻龟顶山，一路攻大鼎山，而对方也是两路布防，如果一直这么打下去，双方利弊一致，但如果己方能够合两路为一路，让对方分兵的话，等于削弱了湘军的兵力。
“湘军控扼水路，可往来支援，岂有分兵的道理？”
另一个参谋说道，他叫黄焕青20岁时候中的秀才，今年都26岁了，是高州人，陈金釭打高州的时候，他在家中编练团勇，修建土堡防御，始终坚持了下来，后来朱敬伦收编了那一带的所有团勇，他也就被收编了，在军校中学习了1年，毕业后挑选到总参谋部任职，但只是最低等的三等参谋，平时整理公文战报之类的，都是他们干的，没什么发言权。
他在朱敬伦面前大胆发言，惹来了谢琦的白眼，参谋部也跟广東地方上的衙门一样，沾染了浓厚的论资排辈的风气。
谢琦反驳道：“这就要看水师了，水师无论如何都必须保证截断水路，在步兵攻陷一山之前，无论炮火多强，他们都不能撤退。”
黄焕青是铁了心要表现一把：“这怎么可能，对方控扼两山，数百大炮炮弹齐发，水师夹在中间阻断水路，岂不是送死？”
朱敬伦摆摆手：“跟水师商量，然后拟定计划报来！”
他没时间在这里跟这些人鬼扯，他是决策者，不必事事亲为，而且他也不具备专业的军事素养，出主意就是瞎指挥。
水师很痛快的答应了，他们始终觉得，仗打成现在这种样子，就是因为他们当初没能提前消灭湘军水师，结果给了对方攻占两山的机会，尽管陆军并没有这么想，陆军认为两山是在他们的守军手里丢失的，是对方埋设炸药炸毁了阵地后，才攻下来的，但水师还是觉得如果他们能提前消灭湘军水师，湘军即便攻陷了两山也没有意义，只不过是落下两座孤峰，等着被包围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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