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商品能够方便进入大航道，山东、两广的作坊，普遍追求的是量大价廉的经营模式，不追求精益求精，只求快速生产，快速出手，追求周转率。
最大的限制一直都是劳动力，这个问题随着全国人口的激增，开始改变。大量宋人涌入燕王治下，直接进入城市谋生。几年前燕王统治区才一千多万人口，这四五年中，增加到了两千多万，除了自然生育的结果，至少有三百万人都是从宋国境内吸引来的。
这为两广开发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大量资本性质的开发在这里出现。许多豪族拍卖下大片荒地，立刻通过宗族关系吸引同族前来开垦。建立起棉花、甘蔗等种植园，转化为棉纱和白糖这样的优质商品。获益颇丰。
两千多万人口中，将近八百万生活在城市中，这样的城市化率，已经站在了工业社会的门口。每年人口都在快速增长，尤其是从宋境吸引的几十万到百万人口，都是成年壮劳力，直接进入城市为生产贡献劳动力。
劳动力、市场和生产，经济发展三要素齐备。生产上宋朝时期的中国，是技术最好的国家，市场因为国外超量开采金银矿和铜矿，如今流入中国的贵金属数量之多，远超明清时期，虽然通货膨胀不好，可市场却几乎无限；劳动力上，宋国的人口管理带来的劳动力数量，同样是世界第一。
这三大要素齐备的情况下，想不发展都很难。
除了保险业刚刚在航海贸易中诞生之外，汇兑、借贷已经发展的十分成熟。形成了许多家全国范围内的大金融家，他们向各行各业提供廉价融资服务，贷款利率常年在一厘一下，这让工业生产借贷都成为常态，商业上的短期贷款就更频繁了。离开大金融家的信用担保，现在都很难进行贸易。
金融中心毫无疑问在上海形成，这里成为航运、工业和金融中心，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除了地理优势之外，还因为这里是公主封地，能被宋朝和燕王同时接受。成为一个政治势力之间的自由岛，双方商人都在这里进行不受约束的交易。
最成熟的保险业也就是在这里诞生，吴国公主这样的大权贵是其中最大的从业者群体。还有一些第一代海商，退出大海之后，将巨额的资本投入到了保险业，为他们的后辈同行提供保险服务。
金融业能带来财富，但很难带来人口，上海的人口主要是纺织业、造船业等手工业带来的，周边是最优良的棉产区，优势最方便的入海口，让这里聚集了海量人口，已经是继扬州和临安之后，第三座百万级城市。
快速发展，资本聚集，纸醉金迷，这些资本主义的背面如影随形，贫富分化极为严重。宋朝本就是一个贫富分化最为严重的朝代，如今更加激化。破产的农民每年以百万计算，许多人在没有自然灾害和战争威胁的情况下，依然挣扎在死亡线上。于是终于推动了移民潮，大量自由移民开始涌入更容易谋生的城市、海外。每年都在百万级别。
每年闯关东的人口有十万人，一半被刘佶势力吸纳，他们给划分土地。另一半被燕王势力吸纳，燕王不给土地，也不限自由。每年涌入宋国和燕王城市的人口六七十万。还有二十万出海的移民，尤其以燕王治下百姓出海谋生为常态，因为燕王治下的贫富分化最为严重。
大量贫民奔向东洲，受大平原淘金热吸引，每年涌入哪里的人口高达十几万。为大平原带去了丰富的人力资源，可要想去东洲，那得是两口子一起去。否则破产穷人都去淘金了，谁还会去城市做苦工。
激烈的贫富分化，也让社会秩序受到冲击。宋朝一年平均每年一次半的农民起义，如今每年高达两三次，虽然不会集中在一年爆发，有时候一年就有十几次，往往是某地偶发的自然灾害引起的。这样的造反，是遇赦不赦的罪行，全都流放海外。
燕王治下的农民起义反而很少，因为农业资本化程度极高，都是土豪经营，他们不至于遭受灾害破产就会造反，根本拉不出人头来。抗风险能力更强的资本化农场，也不至于一次天灾就破产。但燕王治下的城市贫民叛乱不少，还有矿山矿奴造反，这些都是很频繁的乱事。加上其他偶然性的刑事罪，每年会有超过十万流人被流放东洲。
宋朝往大南洲（澳大利亚）、大东洲北方沿海大量流放流人，燕王则是往大东洲南方沿海平原大规模流放。大平原地区已经不再是流放地，接受了超过五十万自由移民后，这里开始建设正常秩序，流亡人口从来就不是安分的劳动力。
由于有海外移民这个泄压阀，看似动荡，实则安稳，动态平衡。
中国往南，是一连串珍珠链一样的海外基地，主要吸引的是商业人口，人口都不算多，但经济非常活跃。位于这些基地周边的小国，改变非常剧烈。麻逸国已经从巴朗盖文明形态过度到了王权形态，麻逸国王用贸易利润，雇佣宋人军官，组建了国王卫队，在这个人口万人左右的小国，建立了严密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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